這位馬二先生如其原型馮粹中是頗有「俠魄」的。「俠魄」在勢利風習、文人圈子中是「稀有金屬」，僅這一點就使作者對此君頗公正，使公正的讀者對此君難出惡聲。只是在說《外史》是「群丑圖」熱鬧的季節，馬二先生成了較為知名的丑角，其主要罪狀是蠱惑天真的匡超人走八股道路，其實馬二先生不過堅持了一下反映論，陳述了一個基本事實，造了一個邏輯、語法均無毛病，又符合客觀實際的陳述句罷了，儘管有些修辭效果，但絕對是既合聖經賢傳、又稱「當今天子」之心的。他的作用如同廣播喇叭、傳聲筒之類。就作品的實際看，他不醜，也不惡，在道德上，幾乎可以說他是個俠肝義膽「好漢」。他對匡超人，萍水相逢，卻真心愛助，對蘧公孫，僅是初交，就不惜罄囊為之銷贓彌禍，對騙過他的洪神仙，仍捐資為之裝殮送殯，這都是感人至深的忠厚誠篤的君子行為。這種仗義疏財的俠義精神，在《外史》這部廣泛揭露勢利風習的風俗喜劇中是極為罕見而難能的，除了杜少卿的「平居豪舉」，就屬馬二橫放特出了。
但他並不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因為他也以同樣的「俠魄」投入於八股舉業，而且正因為他是那樣的真誠、熱情，使他終於成為一個被現實、歷史嘲弄，也被作者諷刺的人物。但作者批評的不是他的品行，只是從他身上透視出科舉制度窒息人智能的惡果。
《外史》是既不用制度的弊端來開脫卑劣士子，也不用士子的卑劣來為制度辯護的。作者不可企及的深刻之處正在於他一方面以公心來攻伐借制度以行惡的醜類，另一方面又確實寫出八股取士制度戕害了無數士子的生命。寫周進、范進這樣的八股迷，寫足了勢利風氣和取士制度對下層讀書人的煎迫，寫馬二呢，則寫足了八股選政對士子思維感受能力的斫傷與蔽錮。寫二進是從「外在」層面著筆，寫馬二是從「內在」角度下手的。
當馬二的「俠魄」體現為對八股的情有獨鍾、一往無前、無怨無悔時，便不再贏得人們的敬重，只能讓人悲憫了。他幾十年如一日地恪守著制藝的真精神，既不弄虛作假，也不投機取巧，他一直一絲不苟地秉承八股正宗衣缽，有資格成為八股科舉的正宗代表。他本人事實上已被八股選政抽空，他的心靈、價值取向直到興趣、感受全都八股化了。據他自我介紹：「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科舉勝利對於馬二來說，像拉磨驢眼簾上掛的那串紅蘿蔔一樣，永遠在眼前晃動，卻永遠也吃不到嘴裡。「六七個案首」的輝煌，誘惑著他忠貞不渝的獻身熱情，「科場不利」固然使他慚愧，但並不動搖他的信念，反而提示他再努力堅持下去。於是現實和理想統一於他的職業選擇：操選程墨，即可餬口，又不丟專業，可以隨時出擊。他與舉業的聯繫便從「形而上」到「形而下」統一起來了。
他身上的正宗味是純而又純的，首先，他認定做官的正途必由舉業出身。第二，他總結歷史經驗，認定「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與高傲的隱逸文人王冕的論斷截然相反。第三，他衡文的標準是作八股「不可帶註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註疏氣不過失之於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這與周進叉出魏好古的原則是一致的：「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馬二更有理論家的架式，他的話帶有論證性：「有礙於聖賢口氣」，極為明白透徹地解說了八股取士「代聖賢立言」這一核心和實質。這一點比程式上的規定更為根本，對士子的束縛也更為致命，因為詩詞格律是比八股程式更為嚴密，更有約束性的。馬二本人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他心口如一，開口《孝經》，閉口曾子，批點八股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他從未想到過別樣的活法，他既不可能像嚴貢生、王惠那樣，也不可能像王冕、杜少卿那樣，他堅定不移地走著科舉的路，沒有半點欺心和私心雜念。他不可能看透嚴、王是欺心，王、杜是私心(個性)，當時社會既不給王、杜那種私心以出路，也不給他這號公心報國的人前途，只是好過了嚴、王一流的卑劣之徒。他對朝廷、對社會秩序忠心耿耿，絕無任何怨恨，科場不利，只能自己「慚愧」，連「公道不彰」之類的牢騷也沒有，他正是個彬彬君子。正如豬八戒是沒有宗教情懷的世俗人的象徵一樣，馬二是沉溺於教條而不自知、循規蹈矩的文人的共名。
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教化的有效性，而且教化的精義落實到了感覺，是最後的完成了。當然的顯例是馬二游西湖——全無會心，這幾乎成了文人中流行的歇後語。他游西湖，不是為了賞心悅目，體驗生之美好，而是為了「頗可以添文思」，這一功利目的，最要命的是他那套文思的定勢也取消了他鑒賞美景的能力，無論是「斷橋殘雪」，還是「平湖秋月」，對他來說都「不在意思」，「蘇堤春曉」、「六橋煙柳」，只是讓他覺得「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別人嫌少，他嫌多，與此同理，對別人是美不勝收，對他是一無所感，除了只能用《中庸》的詞句形容西湖，他別無語彙。語言是思想的家園。《中庸》等聖賢書把他的語言都限定得僵死了，他哪裡還有自己?哪裡還有活人的生動的情趣。在他和范進這樣的人身上，反襯出了「雜覽」——文學對生命的滋潤作用。范進不知蘇軾何人，他不知李清照何人，不是完全清楚地說明了當時那種教育的效果麼?
他清貧，同許多未仕文人一樣，所以，他還有個「問問可有發財機會」的念頭，對女客也有從遠處觀看的勇氣，尤有關注女客換衣服的慾望，還知道嘗嘗各樣的點心，不過，也就這些了，就這麼簡陋! 最使他激動、隆而重之的是對仁宗皇帝御書的揚塵舞蹈的跪拜。然而，他愛皇帝，皇帝不愛他，可奈何?歷朝文人學子對皇帝不都有著與此相同的情結麼?無論是苦戀的屈原，還是狂逸的李白，更別說有著杜甫那樣的向日葵式忠誠的人了。馬二的悲劇與喜劇的歷史意蘊正在這裡。
作者絕對是公心寫馬二的，所以才有了高超的「自然諷刺」藝術，其要點正在於如實描寫，敘述人是隱身的，讓人物自身的行為完具對自己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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