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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南宋大詩人楊萬里，我們就會想起他筆下膾炙人口、充滿鄉野氣息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於是我們就想當然地在腦海中把他描繪成一位陶淵明一樣的鄉間隱士，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雖然楊萬里晚年確實選擇了辭官隱居，歸去來兮，但從其一生經歷來看，他絕對不是一位只愛寫詩飲酒的宋代陶淵明。
公元1127年正是北宋被金滅亡、南宋剛剛偏安的多事之秋，楊萬里恰好在這一年出生於江西吉州(今江西省吉水縣)，而他成年後的政治立場好像在他剛剛來到這個世界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南宋紹興二十四年，二十七歲的楊萬里得中進士，走上仕途。
楊萬里先被任命為贛州司戶，後又調到永州零陵縣作縣丞，在這裡他遇見了對他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人——南宋名相、抗金統帥張浚。此處需要說明的是，南宋有一個張浚，還有一個張俊，前者一直是主戰派，而且是岳飛、韓世忠的伯樂，後者則先主戰後主和，最終和奸相秦檜狼狽為奸殺害了岳飛。
當時，張浚正因為受到主和派的排擠在永州謫居。滿懷愛國之情的楊萬里有幸拜見了自己一直仰慕崇敬的抗金統帥，並且成了他的學生，多受其勉勵與教誨。他以「誠齋」作為筆名，就是為了銘記老師的「正心誠意」之教。
楊萬里不僅有著愛國抗金的滿腔熱情，而且胸中藏著安邦禦侮的完整方略。
公元1167年春，為父親守孝三年期滿的楊萬里來到京城臨安，等待朝廷新的任命。在此期間，他先後拜見了副樞密使陳俊卿和樞密使虞允文(也是抗金名將)，上政論《千慮策》。《千慮策》分「君道」、「國勢」、「治原」、「人才」、「論相」、「論將」、「論兵」、「馭吏」、「選法」、「刑法」、「冗官」、「民政」等共三十篇，深刻總結了「靖康之難」以來的歷史教訓，大膽批評了朝廷的腐敗無能，提出了一整套振興國家的方針策略，充分顯示了楊萬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讀後讚歎說：「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
楊萬里一生力主抗戰，始終反對屈膝議和。在進奏皇帝的許多「書」、「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誤，愛國之情溢於言表。面對中原淪喪，江山半璧的局面，他堅決抨擊投降派提出的放棄兩淮、退保長江的誤國建議，直率地告誡孝宗皇帝要時刻不忘備敵謀敵，禦敵制勝。
楊萬里對抗金事業一片忠誠，念念不忘，所以他對他的老師、抗金統帥張浚一直充滿著崇敬景仰之情。
1188年三月，宋孝宗採納翰林學士洪邁(就是《容齋隨筆》的作者)的建議，以呂頤浩(南宋初期有爭議的丞相)等人配饗高宗廟祀，也就是和先皇一起接受皇帝臣民的祭祀，楊萬里力爭主戰名將張浚才應該享有這樣的光榮待遇，批評洪邁忠奸不分，「指鹿為馬」，孝宗皇帝聽到這個成語不由大怒，因為他覺得楊萬里說洪邁「指鹿為馬」就是罵他是昏庸糊塗的秦二世，於是大吼一聲：「萬里以朕為何如主?」把大詩人從太子身邊(當時楊萬里在尚書省當部長，並兼任東宮侍讀)趕到偏遠的絹州(今江西高安)去了。直到孝宗把皇位禪讓給太子，也就是宋光宗，作為前太子老師的楊萬里才重新回到京城。
楊萬里對國家有著一顆赤子之心，對百姓則愛民如子，一直在努力踐行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偉大志向。
公元1170年，楊萬里升任奉新縣知縣時，正好碰上大旱之災，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楊萬里見牢中關滿交不起租稅的貧苦百姓，府庫卻依然空空蕩蕩，深知是衙役吏員們在中間多有盤剝，他立即下令釋放牢裡的所有「囚犯」，並嚴禁逮捕、鞭打百姓，然後發給每家每戶一紙通知，減少稅額，放寬期限。百姓們紛紛主動前來交租納稅，不到一個月，所欠租稅就全部交清了。
雖然楊萬里在奉新縣的任職時間只有半年，但卻憑借其不擾民的政治理念取得了不少的治績，獲得了百姓的讚揚。
楊萬里看重人民，同情人民，將國家命運寄托在人民身上，指出官吏敲骨吸髓、壓搾人民勢必激起人民的憤怒、仇恨和反抗。因此他在為官期間一直堅持不擾百姓、不貪財物的原則，並且提醒皇帝「節財用、薄賦斂、結民心，民富而後邦寧，興國之計，就在於此」。
楊萬里為人清直，個性剛正，指摘時弊，無所顧忌，為民請命，敢作敢為，因而始終不被重用，但他對此並不在意，因為在他內心的天平上，為民造福遠遠高於高官顯位。
事實上，楊萬里視仕宦富貴如敝屣，隨時準備棄掉。在作京宮時，他就預先準備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盤纏路費，鎖於箱中，藏於臥室，又告誡家人不許買一物，以免一旦離職回鄉行李累贅。這樣一位高風亮節、不戀富貴的「日日若促裝」待發者，和那些蠅營狗苟以求陞官、整日患得患失之輩形成了鮮明對照。
楊萬里從江東轉運副使職上離任時，應有「餘錢萬緝」，他「全棄之於官庫，一文不取而歸」，真可謂兩袖清風。退休後他隱於故鄉南溪之上，所居之處只是幾間能避風遮雨的老屋而已，當時的詩人徐磯情不自禁地寫詩稱讚他「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楊萬里退休的原因也是和百姓命運息息相關的。
當時朝廷欲在江南諸郡發行鐵錢，楊萬里以為這項政策於民不便，因此拒不奉詔，這下惹怒了當朝宰相韓侂胄，便將他從江東轉運副使改知贛州。楊萬里見自己的抱負無法施展，拒不赴任，以年老多病為由「乞祠官(無實際官職，只領俸祿，等於退休)」而歸去來兮，學先賢陶淵明在老家吉水做起了隱士，從此再也沒有出仕。
我們都知道陸游在耄耋之年「尚思為國戍輪台」，在風雨大作的深夜，「鐵馬冰河入夢來」，離開人世之際，猶然「但悲不見九州同」，囑咐兒子在王師北定中原之時「家祭無忘告乃翁」。
陸游晚年依舊心憂國事，不忘北伐，「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同為「中興四大詩人」的楊萬里(另外兩位是范成大和尤袤)又何嘗不是如此情懷呢?
楊萬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寫愛國憂時情懷的詩篇。他充任金國賀正旦使的接伴使時，因往來江、淮之間、迎送金使時親眼看到淪喪於金國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遺民父老，心中郁滿國家殘破的巨大恥辱和悲憤，愛國主義詩歌創作表現得最集中、最強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絕句》：「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餘鷗鶯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其三)，唱出了災難深重中愛國士人和廣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見到金山吞海亭已成專為金使烹茶的場所時，他發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霽曉登金山》)鞭撾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無能。
雖然楊萬里在回鄉隱居後所寫的《答沈子壽書》中說自己離開官場「如病鶴出籠，如脫兔投林」，但他即使已「處江湖之遠」，內心深處其實也一直在關注著國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
楊萬里是當朝皇帝宋光宗的老師，所以光宗皇帝在他歸隱後曾幾次召他進京，但他都「辭而不往」。他之所以如此，並非不願再為國出力，為君盡忠，而是因為他對當時在朝廷裡獨斷專行、一手遮天的權臣韓侂胄極為反感而又深感自己無力與之抗爭。
韓侂胄此人是個志大才疏、誇誇其談之輩，這樣的人一旦掌權則極可能誤國誤民，貽害社稷，因此楊萬里對專權的韓侂胄深惡痛絕。韓侂胄築私家園林南園，慕名請楊萬里作記，楊萬里毫不客氣地予以堅決拒絕，留下了「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他是帶職歸隱的)」的錚錚誓言。
公元1206年事，楊萬里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身邊的親人都知道他衰老的身體再也經不起情感上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了，所以凡朝廷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敢告訴他，怕他一時承受不了發生意外。
然而，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五月初七這天，楊萬里的一個在外工作的族侄回家探親，順便來看望他。這個侄子不知道家人一直在對老人隱瞞軍政大事，便談到了邸報(相當於現在的黨政機關報)上所載的韓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楊萬里聞聽此言，痛哭失聲，憤然大呼：「奸臣妄作，一至於此!」因為他料定想靠僥倖取勝的韓侂胄肯定會兵敗如山倒，誤國害民(後來的事實證明楊萬里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憂心如焚的楊萬里老人當晚輾轉反側，徹夜不眠。
翌日早晨，楊萬里老人依然沒有心思進食，只是「兀坐書齋」，一言不發，隨後，他呼紙手書云：「韓侂胄奸臣專權元主，動兵殘民，謀危社寢。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接著又別書十四言告別妻兒，筆落而逝，享年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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