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先賢所謂「和」，是「異」中之「和」，無「異」就無「和」。用今人的流行話語說，「和」講的就是「多樣性的統一」。「和」的精神是以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多樣性為前提的;而「同」則不然，它旨在排斥異己，消滅差別，整齊劃一。「同」的這種單一性、純粹性的傾向，最終必然導致事物的發展停滯直至滅亡;而「和」對多樣性的堅守，不同事物或對立因素之間的並存與交融，相成相濟，互動互補，是萬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門。
古人對「和」與「同」的異同與優劣有著深刻的洞識。《左傳·昭公二十年》載，齊國晏嬰與齊景公論和同之別，他指出：「和如羹焉」，和「五味」才成美味佳餚;「聲亦如味」，和「六律」、「七音」方為悅耳動聽的音樂。相反，「同之不可也如此」，一種調料難免乏味，一種聲音讓人厭煩。在此基礎上，孔子明確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題，並把和同與否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一個標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與《中庸》所載孔子「君子和而不流」的說法，意義相近。孔子將事事苟同、不講原則的人譏之為「鄉願」，即好好先生，他批評說：「鄉願，德之賊也。」章太炎《諸子學略說》說：「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願。
彼(孔子)以鄉願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願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官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願人。所謂中庸者，是國願，是有甚於鄉願者也。孔子譏鄉願而不譏國願，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應該說，被章太炎貶為「鄉願」、「國願」的中庸，並不是先哲追慕的理想層面與理論形態的中庸，而是指它在歷史上扭曲變形的社會表現;他所批評的孔子，也並非孔子本人，乃是專制政治的符號性存在。孔子及其價值理念，在後世沒能擺脫被毒化與同化的厄運。
在精神層面，「和而不同」的理念，從被動的方面看，意含反抗政治強權或文化霸權的壓迫與同化;從積極意義看，則昭示了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與博大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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