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和」
「中庸」是古代先民孜孜以求的美德，其首見於《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禮記·中庸》亦云：「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系指「中用」，「中用」即「用中」，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曰：「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中庸觀念強調的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當適度，恰到好處，知乎所止，對慾望、情感和行為等有所節制，找到最佳的平衡點，講究一種分寸感。南宋大儒朱熹將《偽古文尚書》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破解為古代聖人秘不示人的「傳授心法」，即「十六字心傳」。「允執厥中」講的就是行中庸之道。
與「中庸」概念相近，古人有「中和」一詞。「中和」概念，較早見於《中庸》與《荀子》，《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裡謂「和」為「中節」，並把「中和」提升到宇宙精神的高度。朱熹《中庸章句》釋曰：「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正心，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儒家的誠意正心、修齊治平的社會改造方案，是由內及外、由吾及彼、由人及物、由近及遠的進路，強調的是由改造人性，進而改造社會，終至天下太平。
在儒家看來，作為社會共同體成員的個人，如果人人能夠「文質彬彬」，「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威而不猛，恭而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做到情慾有節，行為有度，進退有矩，那麼，整個社會與宇宙的和諧，也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整體的和諧，是建立在各個組成部分或元素的有機的、合理的比例關係之上的;社會的和諧，則有賴於共同體成員的道德存養與人格完善。「致中和」著眼於質的量的規定性，講的是適度、恰當、平衡與協調。
「和為貴」
歷史上作為社會規範與制度安排的「禮」，它的特性有二：其一是「別」。《左傳·僖公三年》云：「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荀子·富國》曰：「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有稱者也。」其旨在依據共同體成員的職位、年齡、性別及血緣等因素來劃分權利和義務範圍，規定不同社會角色的各自行為選擇邊界，以此來避免因無別而造成的利益衝突和社會無序。其二是「和」。《論語·學而》載有子的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是講，「禮」以「和」為貴，是「和」的體現。制度化的「禮」與精神性的「和」，兩者剛柔相濟，不可或缺。如果事事循「禮」而不知尚「和」，便會「禮勝則離」，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反之，如果處處求「和」而沒有「禮」的制度保障，則會失之於流。
當然，「禮」能否落實「和」的精神、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關鍵要看它是否體現了正義原則。正義的通俗表述，指給同樣的事物以同樣的待遇，非正義乃是指給同樣的事物以不同的待遇。
和而解
《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此處，「一」指道，「二」指陰氣、陽氣，「三」指陰陽調和所形成的和諧狀態。萬物就是由兩種對立因素的配合而生。《周易》乾卦《彖傳》云：「保合大和，乃利貞。」這是說，陽陰合德，四時協調，萬物孕生，長治久安。「大和」即「太和」，強調的是矛盾的妥協性與統一性。《荀子·王制》曰：「和則一，一則多力。」這是說，「和」能帶來合力與雙贏。借用今天的說法，「和」是一種「文化軟實力」。
北宋哲學家張載把「和」提升到「道」的高度，並明確提出「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的命題，看重矛盾的妥協、衝突的化解、對抗的解除、鬥爭的泯滅、戰爭的消弭，表達出和平主義的精神。張載在《西銘》開篇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全句大意是說，人是天地所生，藐然介乎天地之中。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氣構成了人的身體，天地之間的主導便是人的天性。全人類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親兄弟，其他萬物都是人類的朋友。「民胞物與」的理念體現的是一種宇宙大愛，與曾經一度盛行的鬥爭哲學與冷戰思維，恰處於愛與恨的兩極，形成鮮明對照。
「和為貴，忍為高」，「與人為善」，「仁者愛人」，「不與鄰為壑」，「四海之內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沖氣以為和」，「保合大和」，等等，這些信條千百年來鑄就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追求和諧的民族性格。
林語堂在《中國人》一書中，分析了中國人的和平主義、豁達大度和老成溫厚的文化，他指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後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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