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生中的三段戀情:曾愛上父親的妃子

乾隆一生中的三段戀情:曾愛上父親的妃子

乾隆一生中的三段戀情:曾愛上父親的妃子

國學小知識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乾隆皇帝的臣子們,從理藩院尚書和珅、大學士松筠到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以及陪伴全程的天津道台喬人傑和通州協將王文雄,都對馬戛爾尼使團很友好。訪華期間,滿清官員賜予了特殊照顧,許多做法不符合現代外交慣例。比如說,英國使臣需要一條內褲,陪同得知後,買來送給他,並不收錢,都在皇上的「款夷」經費中報銷了。在這些枝節問題上,清政府保持著一貫的「以大事小」,居高臨下的虛驕。按照乾隆皇帝的諭旨,就是要:「速將英吉利貢使送走,於嚴切之中,仍寓懷柔。」

和英國人關係最僵的是「鷹派」人物,就是前任兩廣總督福康安。他在廣州時,對外國商人採取過嚴厲限制。1793年使團在北京和熱河,福康安堅決主張讓英國使臣行三跪九叩的謁見大禮。不過,在英國人南下回廣州的時候,接近使臣的北京官員們告訴說,現任的浙江巡撫長麟,正直仁慈,已經獲得遷任,要到廣州接替福康安,接任兩廣總督的位置。他對外國人比較友好,一定會好好招待。

果然,使臣們到了杭州,長麟出面宴請使臣,邀他們到自己的府邸作客,請他們看戲班子堂會。在我們編輯的《大清帝國城市印象》中,定名一幅英國銅版畫為《官府宴請》,考證為巡撫長麟的家庭宴請。最後,長麟還決定提前赴任,陪英國人一路從杭州出發,跋山涉水,翻越庾嶺,到廣州履新。總督到了粵北城市韶州才和使臣們分手,為什麼不再一路南下,歡談到廣州?據使臣們估計,這只是害怕廣東人議論他與英國人過於親近。

中國之行的後半段,和馬戛爾尼使團關係最為密切的三個人是候任兩廣總督長麟、喬人傑和王文雄三位官員。中國傳統政治的待客之道,並不區分國家、政府和私人,談得來的時候,就公私不分。官場之外的私下接觸,官員把英國使臣迎到自己府第,個別對話,朝廷並不怪罪。喬、王兩人從1793年7月31日在天津迎接馬戛爾尼,到12月31日在廣州和英國人一起玩過新年分手,五個月裡,和英國人朝夕相處。長麟於11月9日在杭州初見,到廣州告別,也有2個月。他們和使臣們有很好的關係。離開了北京官場,訪華進入後半程,中外人士開始投機。在輕鬆隨便的場合,長麟和喬、王等人告訴英國人許多朝廷秘聞,一些不該說的話,也透露出來了。

乾隆

令人驚異的是,總督和兩位大人,居然透露給英國人一項當朝的宮廷秘聞: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的情人!據他們說:乾隆一生,三次墜入愛河。第一次是愛上了父親雍正的妃子馬佳。這是一次亂倫,皇后私下召見了妃子,以白綾賜其自縊了事。第二次是「回族香妃」,乾隆被自己俘獲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堅貞和美麗傾倒,執意要娶回宮中,結果又被太后阻止,香妃也被賜死。「最後,乾隆60歲時愛上了和珅,在乾隆看來,他就是馬佳再生,並把他當成了嬖倖。他違背了天朝的規矩,把沒有為公眾建立過任何功勳的情人提拔到首要的位置上來。兩年以後就要去世的母后這次對這事情未加干涉,因為這不是女眷們的事,而是男人間的事。」(阿蘭·佩雷菲特著,毛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北京,1993年,第297頁)

英國人對秘聞並不十分震驚,歐洲宮廷也有這樣的故事。「皇帝也是人」,這樣反而正常。但是,他們對大臣們告知皇帝秘聞本身深感意外,「馬戛爾尼忠實地記下了喬、王兩人的談話。因為他認為兩人十分瞭解情況。不過皇帝的實際年齡又讓他覺得喬、王兩位在皇帝的風流艷史上的能力有些誇大其詞。中國的君臣關係過於拘泥儀式,他們兩位伴同官能對他們的君王作這樣的評價,令他十分奇怪。」(同上引書,第296頁)因為這個關係,馬戛爾尼的副使喬治·斯當東寫《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只隱晦地提到和珅「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寵信的人」,沒有明說。由於各種原因,《馬戛爾尼日記》一直沒有公開出版,其中便詳細地記錄了這段佚聞,直到近年來被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費特(AlainPeyrefitte,1925-1999)挖了出來。

這段佚聞,乾隆時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喬、王大人在杭州告訴他們外,馬戛爾尼剛到北京時,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國遣使會神父羅廣祥(Nicolas-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訴過英國人這段故事。為什麼喬、王兩大人在杭州向英國人證實了皇帝的密情,一種解釋是:長麟他們都不喜歡和珅。長麟是蒙古旗人貴族,在陝甘總督任上有政績和武功。厭惡和珅出身微賤,恃皇帝寵幸專橫於朝。1792年,因為替一項冤案辯護,受到和珅貶斥,此後一直在巡撫的位置上賦閒。這次總督兩廣,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時候。對朝政不滿,對和珅怨恨,影響喬、王兩大人。他們三人在杭州,洩露了對貪官和珅的義憤,對著不著邊際,回去以後再也不見的外國人發洩不滿,笑談醜聞,確實是情有可原。

英國使臣的回憶錄表明,長麟是個比較正直的官員,他希望能與英國政府合作治理廣州貿易秩序。他說將允許英國人學習中文,請英國在乾隆如期退位後派使臣參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諾為廣州中英貿易提供便利等。長麟準備在廣州施行與和珅規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長麟在廣州任職兩廣總督只有一年,否則,中英之間因有這樣密切的私人關係,會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論。還有,鴉片戰爭未必打得起來。

這裡還有一個歷史編撰學上的啟示:外國人遊記,可以補充中國正史缺陷。《清史稿》中當然絕無說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陳康祺《郎潛紀聞》、薛福成《庸庵筆記》中提到和珅的劣跡,但也沒有明確說明這層關係。民國後的清宮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卻未敢置噱。另外,從陳森的《品花寶鑒》中我們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裡盛行男同性戀,所謂「男風」。但從來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還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龍陽之好」。現在,因為有了當朝大臣對著外國人的訴說,我們可以比較嚴肅地考慮這段史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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