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赴天竺求法的目的是什麼 記錄他生平的典籍有哪些

法顯赴天竺求法的目的是什麼 記錄他生平的典籍有哪些

法顯赴天竺求法的目的是什麼 記錄他生平的典籍有哪些

歷史小知識

背景

只有瞭解背景,才能真正了解法顯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義。佛教傳入中國,到了東晉法顯時代,已經約有三百年的歷史了。流傳的內容主要有兩大體系,一是以支讖、支謙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學;一是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小乘和大乘都傳進來了。從時間先後來看,傳法最盛的時代大體上有三個:支謙、竺法護時,所譯多般若方等;道安時,所譯多有部經論;鳩摩羅什時,大乘之學極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國文化了。 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一個文化傳統迥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撞,佛教不能例外。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試探、偽裝、適應,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最後達到了融合的階段。到了東晉,應該說這個階段已經達到了。

從政治形勢來看,此時中華大地已經分為南北兩區。西晉亡於建興四年(316年),次年晉元帝即位,是東晉的開始。北方的統治者都是少數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崇佛更為突出。在南方,則是所謂「衣冠南渡」,北方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為了躲避異族壓迫,紛紛南逃。這些人,包括一些國王在內,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總之,南北兩方都對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說是在中國已經牢牢地立定了腳跟。從佛教內部來看,也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據唐法琳《辯正論》的記載,東晉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這個數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頁)其次,僧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僧尼數目與日俱增。再次,名僧輩出,出了一些很有影響的高僧。最後,從印度和西域來的和尚也多了起來。還有一點必須在這裡提一下:許多高僧的活動範圍和影響,並不限於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區,跨越政治分界。佛教雖然已經有了堅牢的基礎,但是究其實際卻是送進來的成份多,而取進來的成份少。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前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

在搜尋經典中,一般說來,也不是漫無邊際地亂搜一氣,而是有目的、有重點的。最突出的重點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瞭解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就會認為,這樣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經說到,僧尼人數日增,僧伽已經形成,這就產生了一個寺院管理問題。人數少了,只需約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運行。人數一多,就需要比較詳備的條例。舉道安作一個例子。梁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說:師徒數百,齋講不倦……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法化。(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可見道安門下和尚之多。《道安傳》接著說: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捨遂則而從之。

可見道安也感到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還是非常簡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較起來,簡直有點小巫見大巫了。

著述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等。書中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佛國記》內,廣州被視為「漢地」,漢族地區的南部至少已包含廣東地區在內。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記錄法顯生平的典籍相當多,舉其大者有以下幾種:(一)《法顯傳》,法顯撰述。(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簡稱《祐錄》。(三)梁慧皎撰《高僧傳》卷三《法顯傳》。(四)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五)唐靖邁撰《古今譯經圖紀》。(六)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七)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八)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九)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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