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詩文賞析之蒿里行,曹操在詩中用了什麼藝術形式?

魏晉詩文賞析之蒿里行,曹操在詩中用了什麼藝術形式?

魏晉詩文賞析之蒿里行,曹操在詩中用了什麼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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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這首詩被後人稱為漢末的實錄,是一首反映現實的史詩。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關東各郡將領起兵討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術在淮南(今安徽壽縣)稱帝這八九年間的重大紛繁的歷史事變和社會面貌。重點寫各路軍閥以討伐董卓為名而擁兵自重,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形成新的割據局面,從而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開篇'由義而動'到自相殘殺的記敘,表現了詩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對上層軍閥的內訌以及對下層將士、百姓痛苦的描寫表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

此詩前十句勾勒了這樣的歷史畫卷:關東各郡的將領,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準備興兵討伐焚宮、毀廟、挾持獻帝、遷都長安、荒淫無恥、禍國殃民的董卓。當時各郡雖然大軍雲集,但卻互相觀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懷鬼胎,為了爭奪霸權,圖謀私利,竟至互相殘殺起來。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詩人對袁紹兄弟陰謀稱帝、鑄印刻璽、借討董卓匡扶漢室之名,行爭霸天下稱孤道寡之實給予了無情的揭露,並對因此造成的戰亂感到悲憤。詩中用極凝練的語言將關東之師從聚合到離散的過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成為歷史的真實記錄。然而,曹操此詩的成功與價值還不僅在此,自「鎧甲生蟣虱」以下,詩人將筆墨從記錄軍閥紛爭的事實轉向描寫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在揭露軍閥禍國殃民的同時,表現出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國事的關注和擔憂,這就令詩意超越了一般的記事,而反映了詩人的憂國憂民之心。

「鎧甲生蟣虱」以下六句,寫戰爭給士兵和百姓帶來的災難和作者的感慨。「鎧甲生蟣虱」寫戰亂之長,士兵連年征戰,人不解甲,馬不卸鞍,其苦可知;「萬姓以死亡」寫人民在戰亂中死喪殆盡,可見戰禍之烈。「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用簡括的語言描繪出一幅戰亂中的淒涼悲慘的圖畫。從視覺感受上說,彌望中,縱橫於野的白骨,是那樣慘白;從聽覺感受上說,茫茫大地死一樣沉寂,沒有一點生命的氣息,雞鳴狗吠,這些尋常的莊戶聲氣都不聞於耳了。作者收視反聽,自然要痛斷肝腸了。

此詩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會災難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現了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還是從他隨袁紹討伐董卓始,故此詩中所寫的事實都是他本人的親身經歷,較之《薤露行》中所述諸事,詩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認識,故詩中反映的現實更為真切,感情更為強烈。如最後兩句完全是詩人目睹兵連禍結之下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的真實情境而產生的感時憫世之歎。劉勰評曹氏父子的詩曾說:「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文心雕龍·樂府》)鍾嶸評曹操的詩也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詩歌感情沉鬱悲愴的特點。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詩讀來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愴,故造成了其詩沉鬱頓挫、格高調響的悲壯氣勢。這首《蒿里行》即是極為典型的例子。故陳祚明說:「孟德所傳諸篇,雖並屬擬古,然皆以寫己懷來,始而憂貧,繼而憫亂,慨地勢之須擇,思解脫而未能,亹亹之詞,數者而已。」(《采菽堂古詩選》)可見曹操詩歌抒憂寫憤的特徵已為前人所注重。

這首詩詩人運用民歌的形式,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批判,不僅對因戰亂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悲憤和同情,而且對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惡元兇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全詩風格質樸,沉鬱悲壯,體現了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豪邁氣魄和憂患意識,詩中集典故、事例、描述於一身,既形象具體,又內蘊深厚,體現了曹操的獨特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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