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冷門作之一:《重有感》的品讀與賞析

李商隱的冷門作之一:《重有感》的品讀與賞析

李商隱的冷門作之一:《重有感》的品讀與賞析

古代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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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有感

(唐 李商隱)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宰相李訓、鳳翔節度使鄭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謀誅滅宦官。事敗,李、鄭先後被殺,連未曾預謀的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也遭族滅,同時株連者千餘人,造成「流血千門,殭屍萬計」的慘劇,史稱「甘露之變」。事變後,宦官氣焰更加囂張,「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鑒》)。開成元年(836)二、三月,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兩次上表,力辯王涯等無辜被殺,指斥宦官「擅領甲兵,恣行剽劫」,表示要「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并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一時宦官氣焰稍有沉沒。作者有感於此事和朝廷依然存在的嚴重局勢,寫了這首詩。因為不久前已就甘露之變寫過《有感二首》,所以本篇題為「重有感」。這種標題,類似無題。

首句「玉帳牙旗」,是說劉從諫握有重兵,為一方雄藩。昭義鎮轄澤、潞等州,靠近京城長安,軍事上據有極便利的形勢,所以說「得上游」。這句重筆渲染,顯示劉的實力雄厚,條件優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亂的條件,以逼出下句,點明正意: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作為一方雄藩理應與君主共憂患。(「安危」是偏義複詞,這裡偏用「危」義。)句中「須」字極見用意,強調的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改用「誓」字,就變成純粹讚賞了。「須」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豈有」、「更無」等才字字有根。

頷聯用了兩個典故。東漢初涼州牧竇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討西北軍閥隗囂,便整頓兵馬,上疏請示出師伐囂日期。這裡用來指劉從諫上表聲討宦官。東晉陶侃任荊州刺史時,蘇峻叛亂,京城建康危險。侃被討蘇諸軍推為盟主,領兵直抵石頭城下,斬蘇峻。這裡用來表達對劉從諫進軍平亂的期望。一聯中迭用兩件性質相類的事,同指一人,本來極易流於堆垛重沓,但由於作者在運用時各有意義上的側重(分別切上表與進軍),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與對句中用「已」、「宜」兩個虛字銜連相應,這就不僅切合劉從諫雖上表聲言「清君側」,卻并未付諸行動的情況,而且將作者對劉既有所讚歎、又有所不滿,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複雜感情準確而細密地表現出來。不說「將次」,而說「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對劉的「誓以死清君側」的聲言并不抱過於樂觀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勵、有敦促,也隱含著輕微的批評和譴責。

頸聯中用了兩個比喻。「蛟龍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於宦官,失去權力和自由。「鷹隼與(通「舉」)高秋」,比喻忠於朝廷的猛將奮起反擊宦官。(《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隼之逐鳥雀也。」鷹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應出現的,然而卻是已成的事實,所以用「豈有」表達強烈的義憤,和對這種局面的不能容忍;後者,是在「蛟龍失水」的情況下理應出現卻竟未出現的局面,所以用「更無(根本沒有)」表達深切的憂恨和強烈的失望。紀昀說:「豈有、更無,開合相應。上句言無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李義山詩集輯評》引)這是比較符合作者原意的。與上面的「須共」、「宜次」聯繫起來,還不難體味出其中隱含著對徒有空言而無實際行動、能為「鷹隼」而竟未為「鷹隼」者的不滿與失望。

末聯緊承第六句。正因為「更無鷹隼與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晝夜人號鬼哭,一片悲慘恐怖氣氛。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收復為宦官所佔領的宮闕,拭淚歡慶呢?「早晚」,即「多早晚」,系不定之詞。兩句所表達的是對國家命運憂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為政治抒情詩的題目,創自杜甫。李商隱這首詩,不但承繼了杜甫關注國家命運的精神和以律體反映時事、抒寫政治感慨的優良傳統,而且在風格的沉鬱頓挫、用事的嚴密精切乃至虛字的錘煉照應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詩的風格,酷似杜甫的《諸將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這兩句詩的啟發。但比起他後期學杜的律詩(如《籌筆驛》、《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這類作品就不免顯得精嚴厚重有餘而縱橫變化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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