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奇才魏延被無能的諸葛亮所陷害
生肖民俗
因受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長期以來在人們頭腦中魏延是一個腦後長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謀反而被諸葛亮所殺，似乎是罪有應得。雖然曾有人替魏延寫翻案文章，但《三國演義》塑造的反賊魏延形象實在是深入人心，很難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殺。
筆者最近去成都開會，順便去武侯祠瞻仰，見兩廊的蜀漢文臣武將眾多，而唯獨沒有魏文長之像。問其緣故，講解員云：因魏延是叛臣，故無其像。我正欲找武侯祠的有關領導，對其言明歷史的真相，然有人告訴我，鄧小平同志於1963年亦曾來到武侯祠，面對文臣武將廊，他發表這樣的見解：“這些塑像，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又有了，比如魏延就該有，但沒有塑像。”（參閱《小平同志，武侯祠職工想念您》，載《四川日報》，19970227）。余聽聞此言，不由喟然長歎，打消了找武侯祠領導的念頭。返滬後，心猶不甘，決計撰此文替魏延辯冤。
1.軍事奇才
魏延出身和履歷不詳。《三國誌·魏延傳》說他是“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義陽縣(今河南信陽市西北)屬東漢荊州之南陽郡。所謂“部曲”，據《後漢書·百官一》云：“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可見，部曲本是漢代軍隊中三級編製的名稱。東漢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為社會基礎的軍閥割據形成，軍閥採取“部曲”這種軍事建制來組織自己的軍隊，於是部曲便成了豪強地主割據勢力的私人武裝。魏延以部曲身份隨劉備入川，其地位雖然不高，但卻是劉備軍中的嫡系，而絕非降將(按：《三國演義》雲魏延本是劉表部將，後殺韓玄，獻長沙於劉備，完全是杜撰)。因其“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劉備用法正之謀，舉傾國之師，歷時歲余從曹操手中奪得軍事重鎮漢中郡。至此，三國鼎立正式形成。劉備自稱漢中王，表示與曹操分庭抗禮。不久，劉備返回成都，臨行前“當得重將以鎮漢川”同上。。為何劉備如此重視鎮守漢中的大將人選呢？因為蜀漢的基本統治區域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四川盆地，漢中郡坐落在關中和巴蜀之間，屬於兩大區域交界的地帶。蜀國為了保障自己根據地的安全，有必要將重兵部署在敵我接壤之處。
關於漢中的重要性，時人及後人多有論述。楊洪曾對諸葛亮云：“漢中則益中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三國誌》卷四十一《楊洪傳》）黃權亦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三國誌》卷四十三《黃權傳》）清人顧祖禹曰：“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佔領漢中，將嚴重威脅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張魯，“破漢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得安也”（《三國誌》卷十四《劉曄傳》注引《傅子》）。蜀國如果據有此地，則不僅能夠保障劍閣、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為北伐之基地。對蜀漢而言，漢中的重要性絕不亞於荊州。基於此，劉備怎麼能不作慎重考慮呢？劉備手下大將著名者有關羽、張飛、馬超、趙雲、黃忠。劉備對關羽最為倚重，但其鎮守荊州，不可能調離原來的防區。趙雲其時的主要職責為“掌內事”，即劉備以其“嚴重”而主管劉備的宮中之事（《三國誌》卷三十六《趙雲傳》注引《雲別傳》）。黃忠雖然勇猛，但畢竟年事已高。馬超威名顯赫，但因其是“羈旅歸國”的降將（《三國誌》卷四十《彭羕傳》），劉備對其不甚信任。在此情況下，似乎鎮守漢中的最佳人選非張飛莫屬了。而且“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但出乎眾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漢中太守”。劉備置張飛情緒和全軍議論於不顧，而破格任用魏延，這不僅反映了魏延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劉備的信任。如果魏延“腦後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劉邦當年登壇拜韓信為大將的故事，劉備在封魏延為漢中督時大會群臣，並且故意在宴會上當面問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雲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威壯其言。”（《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當然豪言壯語誰都會講，那麼魏延鎮守漢中的實際功績究竟如何呢？《三國誌·姜維傳》說：“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維守漢中，他認為魏延的軍事部署，“雖合《周易》‘重門’之義”，但只能保證不丟土地，卻不能大量殺傷敵人，於是他改變魏延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放棄漢中外圍據點，將駐軍撤守漢、樂二城，採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到盆地內部的做法，並認為此乃“殄敵之術也”。
對於姜維的此次調整軍事部署，歷代史家多認為是重大失誤，為後來漢中失守、蜀國滅亡種下了禍根。郭允蹈的《蜀鑒》論及此十分深刻。他說：“蜀之門戶，漢中而已。姜維之退屯於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為行險僥倖之計，則根本先拔矣。異時鐘會長驅直入，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由此可見，諸葛亮選拔的接班人——姜維的才能遠不如魏延，因為魏延守漢中凡十五年，漢中固若金湯，沒有放一個敵兵進入自己的防區。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針辦，也以少勝多，在興勢打敗曹爽率領的十餘萬魏軍。而姜維輕易改變魏延的戰略部署，卻直接導致蜀漢的滅亡。魏、姜二人軍事才能之高低豈非一目瞭然！所以劉備在用人和識人上，確實要比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過人，他馳騁沙場，所向披靡，可以稱之為善戰無敵。曹魏方面，除司馬懿以外，能與魏延匹敵者幾無其人。蜀漢建興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溪，延大破淮等”（《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此次戰役，並無諸葛亮指揮，而是魏延單獨領軍作戰。對手郭淮乃曹魏關西首屈一指的重將，號稱“方策精詳，垂問秦雍”。郭淮曾敗馬謖，“摧破廖化，擒虜句安”（《三國誌》卷二十六《郭淮傳》），即使諸葛亮亦畏懼他三分，但魏延卻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諸葛亮的幾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戰功，《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宣王(指司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史稱司馬懿“畏蜀如虎”，這個“蜀”不單指諸葛亮，恐怕也應包括魏延在內吧。
以治軍而論，魏延“善養士卒”，與張翼德“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不可同日而語，而與關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國誌》卷三十六《張飛傳》）。以此觀之，魏延統大軍能獨當一面，克敵斬將，治軍有方而勇猛過人，絕不遜於關羽、張飛等蜀漢一流大將也。
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襲長安的戰略：“聞夏侯楙(時鎮長安)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諸葛亮“以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注引《魏略》），因此沒有採納他的意見。
諸葛亮與魏延關於北伐路線之爭的公案，曾引起後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而爭論不休。一些學者認為，魏延獻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趨長安會師，乃“奇謀”，“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假如諸葛亮採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經成功，可惜諸葛亮謹慎得近乎膽小。而另一些史家則支持諸葛亮“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的謀略，認為出子午谷雖是捷徑，但可行性極小。其反對理由主要有四條：一、子午谷道路險狹，危險係數極大，一旦魏軍卡住谷口，輕則勞而無功，重則全軍覆沒；二、夏侯楙未必會棄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長安，也未必守得住；四、萬一失敗，兵力本來就不足的蜀軍損失太大。
那麼這四點質疑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無論從蜀魏戰爭長久的戰略角度，還是從這次戰役本身來看，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子午道雖然奇險難行，但很少有人去作過實地調查，而就算真的去實地勘察過，也不敢保證其路況和三國時代是一樣的。魏延終究是當時的名將，他久鎮漢中，對漢中一帶的地理狀況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至於魏軍是否會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們不妨查閱《三國誌》中的有關史料。《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始，國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首次北伐帶有極大的隱蔽性和突然性，魏國無論在軍事上、物資上，甚至在精神上連一點準備都沒有，怎麼可能在人煙荒蕪、崇山峻嶺的狹長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對於第二點理由，“夏侯楙未必會棄城逃走”。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論。夏侯楙何許人也，《三國誌·夏侯惇傳》注引《魏略》記載得很清楚，此人為曹魏名將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與楙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時，多蓄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可見，夏侯楙只知蓄伎納妾，聚斂錢財，憑借“主婿”的裙帶關係而都督關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內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斷“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點反對意見是蜀軍“即使攻下了長安，也未必守得住”，這是最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夏侯楙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於兵革，料敵審己，可謂是勝算盡握。況且，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萬大軍，兵力“多於賊(指魏軍)”（《三國??袁子》）。此時趙雲、吳壹、馬岱等宿將尚在，關西胡羌誘而招撫之以為臂助。諸葛亮、魏延分別率領的主力與偏師會師於潼關，然後魏延配合諸葛亮奪取隴右，這樣八百里秦川，“咸陽以西”確實可以“一舉而定”。其實，魏延之謀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漢戰爭時，韓信為大將，“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然後主力東出潼關，分支軍越隴山與從漢中向祁山的支軍配合成鉗形攻勢取隴右。高祖還定三秦，一舉而攻克關中。韓信用兵，看似弄險，實則妙奇無窮。魏延所出之謀，化自韓信出漢中之策，而其勇猛又過於淮陰侯，有如此良將善謀而諸葛亮不能用，違先主遺命而用庸才馬謖，實在是令人歎息不已。
至於第四點，“萬一失敗，本來實力就不足的蜀軍損失太大”。我認為，這實在是一個荒謬至極的理由。試問古今中外，哪兒有用兵打仗不帶有一點兒冒險性呢？袁、曹官渡決戰時，曹操置自己的大營於不顧，率輕騎火燒袁紹重兵駐守的烏巢糧倉，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以來鄧艾偷渡陰平，比魏延的計劃還要冒險百倍，結果不但勝利了，並且一仗就滅亡了蜀漢政權。更為重要的是，當時蜀漢國小力薄，無論軍力、財力、人力均遠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強魏打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陣地戰絕非上策。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應該攻敵不備，出奇制勝，一舉攻克長安，予敵以重創。以弱抗強，不出奇兵，靠穩紮穩打而取勝，古今中外無有一例。
其實，軍事謀略講究的是奇正相合，諸葛亮用兵只見其正而不見其奇。諸葛亮自認為“安從坦道”，即可“平取隴右”，所謂“平取”，其實乃“穩取”之意。但恰恰是這“穩取”使諸葛亮喪失了用奇取勝的戰機，形成了弱蜀與強魏在隴右對峙打陣地戰，中了曹魏的“致人”之術。實際上“平取隴右”乃捨敵咽喉而取其無關痛癢之處，且一擊不勝反而打草驚蛇。等到諸葛亮第二次北伐時，曹魏在陳倉、關中等地已有重兵據守，關中遂不可再圖，魏延之謀再不可行。這就無怪乎魏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筆者每閱三國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為所謂“魏延之策乃冒險，一旦失利，蜀軍損失太大，恐十萬蜀軍棄之死地，只輪不返”云云（參閱陳玉屏：《論諸葛亮的將略》，載《貴州師範大學學報》，1992(3)）。完全是違反基本軍事常識的奇談怪論。因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過損失數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敗於張郃，所喪之師又何止萬人！
魏延文武兼備，勇猛過人。關羽、張飛、馬超等人去世後，他是蜀中難得的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諸葛亮北伐時，“蜀兵輕銳，良將少”（《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然而對於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將才，諸葛亮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其實，對於魏延的軍事才能諸葛亮不是不知，但為何不盡其才？箇中之因值得探究。諸葛亮自出隆中以來，政治道路可謂一帆風順，從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耕夫，一躍而成為總攬蜀漢軍政大權的丞相。在劉備“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的許諾下，諸葛亮離帝位僅咫尺之遙。諸葛亮若要“自取”，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將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頡頏，亦無人敢阻止其代漢稱帝。由於北伐是諸葛亮“自取”的本錢，故北伐的軍事指揮大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戰功，但必須在諸葛亮的直接指揮下，是諸葛亮神機妙算的結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卻冀圖“如韓信故事”，單獨統率一支軍隊，獨當一面，這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擺脫他的“領導”，和諸葛亮爭奪北伐的軍功，這當然遭到諸葛亮的“制而不許”（參閱朱子彥：《諸葛亮忠於蜀漢說再認識》，載《文史哲》，2004(5)）。
陳壽十分推崇諸葛亮，對其評價極高。但又雲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同３。對陳壽此言，余不敢苟同。眾所周知，蕭何佐劉邦成帝業，有韓信為將。但韓信本是一個“胯夫”，在項羽那裡亦僅是一個執戟郎中，是蕭何慧眼識英雄，向劉邦極力推薦，才使韓信登壇拜將，有了施展其才華的政治舞台。其實，魏延的軍事才能並不亞於韓信。劉備是一個非常善於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為漢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養魏延成為大將軍的打算，但諸葛亮對魏延卻處處掣肘，不肯大膽使用。“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馬)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三國誌》卷三十九《馬良附弟謖傳》）。由此可見，蜀漢並不是沒有人才，甚至也不乏類似韓信這樣的軍事奇才，但諸葛亮看不慣魏延這種類型的人物，始終是疑而不用，這就失去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博大胸懷。如此一來，他的北伐大業怎麼能夠成功呢？所以，陳壽的“時之名將無韓信”云云，乃是為“尊者諱”罷了。
2.千古奇冤 關於魏延之死，亦為一大冤案。《三國誌·魏延傳》載，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是諸葛亮臨終前召開的最後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但這次會議的召開卻導致了嚴重後果。
首先，主帥病危，為了怕引起軍心動搖，只與少數人商定後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少數人，既應包括自己的親信，也應包括軍中最重要的高級將領。魏延時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領漢中太守，南鄭侯。而諸葛亮是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武鄉侯。二人均假節，封侯。可見，魏延在蜀漢朝廷中的地位僅次於諸葛亮。而楊儀時任丞相府長史，費禕為丞相司馬，姜維任中監軍征西將軍。以官位論，楊、費、姜三人之官職均不能與魏延相比。而諸葛亮召開如此重要的軍事會議，卻偏偏將魏延排斥在外，這難道不是故意的嗎？
其二，諸葛亮雖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但並沒有安排誰任全軍主帥。只是“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在前後軍中間起銜接輔助作用。楊儀任何職呢？不知道。看以後事態發展，似乎全軍上下都認定諸葛亮讓楊儀暫攝全軍統帥之職。而事實上，楊儀並無蜀漢朝廷或諸葛亮臨終前的正式任命，楊儀統率全軍名不正、言不順，這就為魏、楊內訌伏下了禍根。
第三，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似乎已經內定魏延日後將抗命為“叛逆”。諸葛亮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無明文記載。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諸葛亮一生用兵過於謹慎，其原因是實戰經驗不足，故陳壽評價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魏延用兵一向主張出奇制勝，諸葛亮最大的顧慮，在於如果將軍事指揮權交給魏延，魏延就會違背他既定的軍事路線，而按自己的作戰方略行事，這是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諸葛亮在選擇官員、使用人才上，以“奉職循理”作為標準，請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師表》，再分析他所稱頌、推薦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費禕、董允、蔣琬、姜維、向寵等人，無一不是循規蹈矩，符合“循吏”標準的人物。而魏延是一個有自己獨立見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將，他以韓信自詡，認為諸葛亮膽怯，常感歎自己懷才不遇。劉備死後，諸葛亮獨攬朝中大權，“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同上。，連後主劉禪都聲稱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誌》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而魏延卻時常不買諸葛亮的賬，這當然招致諸葛亮的嫉恨。其三，諸葛亮排斥魏延是為他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掃除障礙。《三國誌·蔣琬傳》載：“亮每言，‘公琰(蔣琬字)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諸葛亮臨終之時，後主派遣尚書僕射李福詢問諸葛亮：“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答曰：“蔣琬之後，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三國誌》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州耆舊雜記》）姜維是公元228年歸附蜀漢的，諸葛亮對姜維一見如故，稱讚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並很快就提拔他為中監軍征西將軍。
諸葛亮深知若要蔣琬、費禕、姜維順利地執掌朝政、軍政，魏延是一大障礙，因為魏延在朝中、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為了排斥異己，諸葛亮不惜毀掉蜀漢的國之棟樑，欲將魏延置於死地。
走入近代，為魏延翻案的輿論早已壓倒了“演義派”。
越來越多的人為魏延之死而惋惜
魏延被害的起因雖然同諸葛亮有密切關係，但畢竟不是諸葛亮的臨終遺命，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是楊儀，當然費禕、蔣琬、董允等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魏延與楊儀的矛盾由來已久，魏延驕狂，楊儀自負，兩人關係勢同水火。“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誌》卷四十四《費禕傳》），已鬧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對魏、楊衝突，諸葛亮是如何表態的呢？史載：“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三國誌》卷四十《楊儀傳》）從表象上看，諸葛亮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不忍有所偏廢”，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時，卻已經將權力和情感的天平傾斜到楊儀一邊。魏延未能參與諸葛亮的臨終決策，又被安排為斷後將軍，這就等於授予楊儀以全軍的最高指揮權。
諸葛亮死後，楊儀“秘不發喪”，又命費禕試探魏延的意圖和打算。魏延對費禕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同２。魏延此話，若以官階而論則不為亂，若以公私而論則不為不當。對於蜀國而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諸??軍撤回，棄北伐之大業，豈不是以私廢公。再則，諸葛亮死後，姜維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軍事才幹遠遠超過姜維，為何不能繼武侯之志，擔當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楊儀之上，也根本沒有必要服從楊儀的指揮。正因為如此，魏延才“與費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也就是說他與費禕重新商量了治喪的步驟：誰護送諸葛亮靈柩回蜀，誰帶兵繼續北伐，兩人共同簽名，準備向部隊傳達。可費禕卻口是心非，尋求脫身之策，他騙魏延說：“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以此為借口，“費禕出門馳馬而去”，並隨即背信棄義，助楊儀整軍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覘儀等”，才發覺上當，大軍已經“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魏延當然大怒，趁著楊儀行軍遲緩，搶先一步，“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魏延的意圖很明確，因楊儀掌握了全軍的統帥大權，故無法與之較量，所以只能趕回成都，向後主奏告事情原委。楊儀也不甘落後，於是二人都向劉禪上表，皆稱對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無主見的劉禪判斷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蔣琬、董允都是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與同僚關係一向不好，“平時諸將素不同”，“當時皆避下之”，故而蔣琬、董允“鹹保儀疑延”。於是劉禪遂命“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準備討伐魏延。但不等蔣琬兵至，魏延已被楊儀所殺，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養外家何氏，後複姓王”。)
魏延為何不趕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勢兵力對抗楊儀呢？揣測原因，大概是劉禪派蔣琬討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經獲悉，他已沒有機會進入成都，向後主辨明事實真相了。在此情況下，形勢對魏延當然極為不利，被王平臨陣一叫罵：“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所部立刻軍心動搖，“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其實，所謂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鬥爭的內幕？他們只知服從劉禪和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楊儀這一邊，認為魏延反叛，不願追隨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說，魏延部下這樣做和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無關的。
在三國熱流行的今日，已形成了魏延的一批鐵桿粉絲
在“軍皆散”的情況下，魏延無奈，只得“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於是楊儀用腳踩著魏延的腦袋，嘲笑說：“庸奴，復能作惡不？”之後楊儀又“夷延三族”（《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身死族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魏、楊內訌以魏延徹底失敗而告終。魏延的失敗有主客觀的原因。從客觀上分析，魏延遭到諸葛亮多年的打擊和排斥，加上楊儀、費禕等人的嫉恨，處境艱難，勢單力薄。從主觀上分析，魏延本人在這場突發事件中頭腦發昏，處置失宜，他不該輕信費禕，也不應在退軍途中燒燬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授人以“謀反”之柄，更不該“據南谷口”，以所部數千之眾去對抗楊儀的十萬大軍。這完全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我認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韓信確實非常相似，即他善於用兵，是軍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卻顯得幼稚，缺智少謀。魏延死後七年，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楊戲肯定了魏延“折衝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歎息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於他那“不協不和”、桀驁不馴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魏延“謀反”說，那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陳壽對此已經下了結論：“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對頭楊儀倒似乎是“腦後長有反骨”。楊儀誅殺魏延後，自以為“功勳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屬。豈知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後主僅給楊儀一個虛銜，“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於是楊儀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費禕密報後主，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楊儀被廢為庶民，儀“復上書誹謗”，遂下獄治罪，“儀自殺”。
楊儀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畢竟也甚為可惜，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諸葛亮北伐時，“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三國誌》卷四十《楊儀傳》）。蜀漢國小，人才較之魏、吳要少得多，諸葛亮生前用人不當，又不能協調好部屬的關係，死後導致蜀漢政權的這場內訌，這對人才資源匱乏的蜀漢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勢必加快蜀漢的衰落趨勢。對此，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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